过了一个星期他去了英国，从此我们分开了。
之后的几年，他每个圣诞节假期都会回国几天，而那是我准备期末考试最忙的时候，只能匆匆见一面。七年里我们相聚的时间不超过十天。 这十天像一卷飞速播放的胶片一样，他个子蹿到了一米八八，跟我讲话的时候，腰弯得像一只虾，嬉皮笑脸地说：“六年级的时候咱俩一样高， 你瞧现在。”
“我是女生，长到一米八我就哭死。”
“我女朋友一米八。” “哈哈哈哈，英国女篮的吗？” “《VOGUE》的模特。” 从那时直到现在，我没有再买过一本《VOGUE》。
搬到广州后我十分不适应，听着满大街自己听不懂的方言，很想把他们的舌头扯出来熨平；冬天也只是微凉，还没有穿上羽绒服围上厚围巾，春天就又到了，感觉像凭空丢掉了一个季节；虾饺勉强算美味吧，但海鲜粥，我喝了一口就吐出来。在东来顺一个人守着铜火锅遥望北方， 红彤彤的火苗蹿起来，我那苏武牧羊一般的思乡之情啊，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涮羊肉上。
终于熬过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读大学。用钥匙打开旧屋的门，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板上一层细细的、亲切的、来自西伯利亚和黄土高坡的粉尘。我对北京的思念终于得到治愈 ——家乡，我回来了。沙尘依旧猛烈，道路依旧拥堵，发小儿们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学电影或者音乐，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学院，还有一些人在英国 —— 如果陈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个月，年级高我一级。我升入大四这年，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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