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字样，这就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政治生涯就此完结。
再说邓绾，此人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为了快速升官，他对王安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由此被破格提拔，同乡骂他无耻，他竟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等以取谀王安石。
章惇，此人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但他心胸狭窄阴鸷，排斥异己不择手段。章惇为相后，复行新法，对反对变法的诸臣大肆报复，手段过激，事同弄权。
当初，司马光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也争得面红耳赤，但其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纯粹是君子之争，不存一己私利。王安石痛恨司马光之余还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得势后，评价王安石只是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此时双方在政治斗争上都没有落井下石。但章惇得势后，立即把改革变成激烈的清算，使国家的有限力量都在党争中消耗殆尽。
此外，曾布、蔡确、杨绘、刘挚等都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然而这些人为谋私利，迅速变成了反对改革的骨干力量……
当然，这与《宋史》对王安石评价过低有关。《宋史》修于元代，“王安石传”的底本是洪迈等人的《四朝国史》，而《四朝国史》又取材于《神宗实录》。《神宗实录》是谁修的？这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得有趣了——神宗实录前
第124章 天香(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