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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棣的身份，苏轼并没有刻意去披露，一则这段日子忙于政务，往常的文人雅集无暇与会；再者，王安石虽逝去数年，但在轰轰烈烈的“倒王运动”大势之下，王棣的处境有些尴尬。
若无这暴雨成灾，苏轼原是想着可领着王棣参加参加文会，多结交名士、积累人脉，算是为王三郎引引路、摇摇旗。
事实上，正月金陵花魁大会，王棣轻飘飘地抛出的《鹊桥仙》及《青玉案》两阙词，仿似在大宋的文坛投下了两快巨石，以金陵城为中心点，余波四下扩散，到二月便传到了杭州城。
当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放荡逍遥、恣意寻欢，且到烟花巷陌里，倚红偎翠，寻环肥燕瘦之柳三变，是为“白衣卿相”。
这二月来，“纤云弄巧”及“东风夜放花千树”唱响大江南北，其声势之烈令人咋舌。
王三郎出道即巅峰，无论是《鹊桥仙》的婉约蕴借、余味隽永还是《青玉案》的语言精致、含蓄婉转，皆为词中翘楚，得其一可受用一生。
苏轼写“明月几时有”，人称“《水调歌头》出，再无中秋出”，及王棣此二词出，亦是将七夕、元夕词写到了极致，时人且言“再无七夕（元夕）词也”。这是将王棣与苏轼相提并论了，单以此二词论，王三郎是当得起的。
苏轼何许人也，开豪放词风，余者如诗、散文、书、画等方面亦是成就极高，是为范仲淹
第64章 骤雨打新荷(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