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简单的说了说汇总的情况，将话题引向此次遇袭事件。
对于“意外”被定性为“谋杀”，苏轼显得很是震惊，沉默着听王棣三人解剖分析。
但三人所持观点相左，让案件看上去更为复杂。
高俅认为是本地豪强所为，理由是苏轼曾上奏状称“地方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苛政猛于虎，水旱杀人，而催欠吏滥施淫威，百倍于虎”，而要求朝廷“整顿吏治税收”（注1）。这必然会触犯地方官及豪强士绅，成了敌对面。有道是强龙难惹地头蛇，恼羞成怒的既得利益者们痛定思痛继而釜底抽薪也是有的。而且，苏轼在某方面是支持新政的。元祐元年，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注2）反对募役法的苏轼，在变法实行多年后说出了自己的反思：“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当年满腔热血的反对变法，如今看到变法卓有成效之后，才知道当初竟是自己错了……新政为豪绅官僚所不喜，苏轼态度的些微转变，在某些人看来，便是敌人，当除此而后快。
嗯，高俅是王安石的迷弟。
李格非却以为是贼寇所为。仁宗朝时，天下盗贼横行，遂以“盗贼重法”治之：“自嘉祐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
第63章 踏歌行(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