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核心主张即：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如果这样，就可以了，与贡举关系不大。最后结论是:以诗赋取士，虽然不一定好，但是行之已久，不可一下子就废掉。如果以经义取士，那么弊病就比用诗赋大得多。
其实归根到底，吟诗作赋，固然全无实用；但死啃经书，也无太大益处。
争论的结果，最终采取了一项折衷办法，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
苏轼虽然反对以经义取士而主张以诗赋取士，但文人士大夫若是不通经史子集，至少无法踏入科举门槛，四书五经乃必修之课，更是诗词歌赋的基石，典故不清者何以作文？难不成自己杜撰典故？
说到杜撰典故，苏轼还真做过这种事。
仁宗嘉佑元年三月，苏轼试举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上古尧帝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了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的严厉，而喜欢尧帝用刑的宽仁。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第7章 有匪君子(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