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
就这样，一场迟到而无奈的赈灾行动才开始实施。
不过蒋委员长的赈灾行为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方面心急火燎地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省的总征粮数减为250万石，由国库拨款两亿元用于河南赈灾，同时命令征用所有的交通工具，火速将陕西的贮粮运往河南；另一方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同时强调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蒋委员长的这一举动使日后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一头雾水，一边是火急火燎的“赈灾”，一边是不由分说的“纳粮”，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居然搅到了一起。
有人这样分析，蒋委员长“赈灾”是假，“征粮”是真，三面临敌的河南驻军不可一日无粮，老先生从战略角度考虑，无奈地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
白修德写完那篇灾情报道后，又采访了一位中国军官，当他义愤填膺地指责国民**横征暴敛造成的惨剧时，这位军官却振振有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话应该很对蒋委员长的心思，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希望老
第二章(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