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隐情。
但无论真相是什么，她都不能亲口问他。所里有规定，不得与死刑犯们探讨案情，犯人们若是抱怨和哭诉自己的遭遇，研究人员也只能以敷衍的态度尽快转移话题，安抚情绪为主，不得追问和深究。原因无他，被判死刑的没几个会认为自己真的该死，大多觉得受了冤屈或者量刑过重，经由他们自己的口说自己的案子，总是能找到一些情有可原的地方。研究员如果总是听他们单方面的叙述，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同情心理。
同情心攒得多了容易出问题，纵容死刑犯逃跑还只能算小事，有些书生意气的研究员还想给死囚翻案，让他们名正言顺地重归社会……怎么可能？偶尔判错一两个案子民众还能理解，已经执行死刑的人重回人间，怎么解释？前者或许可以将责任推到个别司法人员身上，后者只能是制度问题。到时候司法部门会被质疑执法不严程序有漏洞，政府和研究所也会有因为人体试验被人权组织声讨的风险。
所以被送到研究所里来的死刑犯，百分之一百不会再有合法获得自由的可能。
不能帮他翻案，顶多只能给予一些虚无缥缈的安慰，这样的情况下问得再多也只是揭伤疤。陆追源尽管心里疑惑，却什么都没有问出口，只避重就轻地抱怨道：“监狱管理局的那帮家伙，更新数据太不及时了。”
他没接话。
说起来他自从醒来以后就闭口不谈他的案子，也是因为明白自己谈了也不会有裨益的处境吧。陆追源将体重栏上原有的数字划去，在旁边圈了个问号，说：“待会儿先给你称一下|体重。你现在有些偏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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