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象荒山墓园里阴森的磷火。刘元的哭声混合着香港那边的鞭炮声和欢呼声，在冰冷的深圳夜空久久回荡，象一曲婚宴上的丧歌。
十年之后，刘元穿一套深灰色的范思哲西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说起当年的艰苦历程，他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相信吗，”他对漂亮的女主持人说，“我那天只吃了一包华丰方便面，身上只剩下七块钱。”
那七块钱刘元花了四天。最小的酥皮面包都要卖五毛钱一个，他一顿吃一个，然后就拼命地灌凉水，喝得肚子里哐当作响。旅馆老板娘每晚都在外面炒菜，又炖鸡又炖鱼，香味四散，刘元头顶着门框，感觉胃里象着了火一样，不停地抽搐，恨不能出去一刀把他们宰了，然后抢过鸡鱼来大吃一通。就这么熬了七十多个小时，第四天起床时整个人都在发抖，眼前金星闪，肚里钟鼓鸣，要不是东莞的三叔来得及时，他估计就要活活饿死。
肖然和刘元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来到深圳，但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在肖然看来，刘元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活该。他一直都不喜欢他，认为刘元太奸、太会算计，也太有侵略性。那年的保安打人事件，整个学校闹得沸反盈天，所有人都站在队列里挥舞拳头，只有刘元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他们蹿进蹿出，眉头皱得象一头大蒜。后来连公安局都介入了，在最紧张的几天里，肖然趴在床上装病，嘴里半真半假地不停哼哼着；陈启明一页页地写检查，他老爹闻讯赶来，差点打断了他的狗腿；只有刘元，象个没事人一样躺在床上看书，然后写了满满四页纸的《入党申请书》，还在宿舍里背诵鲁迅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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