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年非节，他们还不是隔三差五分东西，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拎。洗衣粉呀，牙膏牙刷呀，卷筒纸呀。”
“好单位就是不一样，连卫生纸餐巾纸都发！擦嘴巴的有了，揩屁股的也有了。”
“孝北县A银行还叫差的。我听说，孝感市A银行给一个职工发了一台空调！”
“在银行上班，每天就坐在那里数个钱，记个账。他们凭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享受那么好的待遇？我们学历比他们高得多，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收入不及他们的零头。这种理去哪儿讲去？”
“中国就是这样，你没听说过吗？写书的不如卖书的，采油的不如卖油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
老师们议论的话题，轻而易举地就跑偏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气，而且憋闷得太久，今天正好找个机会发泄发泄。
办公室里唯一没有参与议论的是方红梅。她是银行家属，是“社会不公”的受益者，因此只能装聋作哑，一言不发。事实上，在大家唾沫四溅的抨击银行、针砭时弊时，方红梅的大脑也没闲着。她想的，还是大弟敬文贷款的事情。
听到大家说，钱仲元有可能是因为贷款的事情被抓时，红梅老师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子，开始重新审视她刚才做出的决定。
如果给敬文贷款确实违反银行的规定，或者这笔贷款发放出去之后收不回来，因此给丈夫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方红梅不愿意看到的。
丈夫拥有较好的职业和职位，是他们一家三口丰衣足食、
第三章(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