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裘德考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从心底里，他并没有把爷爷当成是朋友，甚至他没有把爷爷当成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我爷爷在事后知道，在私底下，他称呼我爷爷为臭虫。
1949年长沙解放，国民党全面溃败，之后是1952年，教会开始退出中国，在中国滞留的很多美国人都开始回国，他也收到了教会的电报，让他在安全的时候返回。
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生意要告一段落了，于是开始做相关的准备工作，转移了自己的财产。在临走之前，他又有了一个险恶的念头，他和他的同党开始大肆收购明器，用中国人信赖老关系的心里，用极其廉价的定金卷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有我爷爷的战国帛书。
当时我的爷爷并不肯卖这一份父辈们用命换出来的东西，是裘德考谎称这些钱会用来开善堂，爷爷感觉这是积德，才勉强出手的。（当然这是我爷爷自己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看他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有这种善心。）
在这些货物全部上船之后，裘德考知道这批人中有一些并不好惹，为勉留下后患，在船上拍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警备处，将我爷爷等大概十几个土夫子的形迹全部漏给了当时的长沙解放军临时驻军。
这就是当时十分著名的“战国帛书案”，这不仅仅是文物走私案，因为裘德考和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里面牵扯到了间谍，叛国等等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变的非常复杂，几乎惊动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满载而归，而为他积累财富的那匹老土子，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哀号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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