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地上魔都”是推广无压力的，在其它地区，因为涉及到大量的私塾教科书的解释权，于是就不得不引入了暴力机关。
中央检察院的成立，首先是“御史大夫”脱离皇权依附，紧接着就是教育部正式成立，然后为了保障教育部骨干，从兵部调拨的地方“民团”，组成了各个地方的“警察卫”。
最后，之由中枢提纲挈领，改组警察部。
而曾经的大理寺，招牌头面人物，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状头孙伏伽。
于是大理寺、御史台、教育部、警察部之间的“革命友谊”，就是如此结下来的。
二战前后的教育部骨干，除了要推行新式教育之外，还要针对地方上的恶性犯罪，进行监督，然后发起公诉。
这些恶性犯罪，不管是官僚贪污还是规模连跨数州之地的有活力社会团体占山为王，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当年的“新政”，于是强者愈强，教育部和御史台的人，普遍战斗力都还可以。
基本上一个县的教学骨干，往往还挂着“警察卫”校尉这样的兼职。
也就是说，当年为了扩大中央核心区的有效管理范围，一个教书先生，除了能写会算带小孩之外，拎着横刀带人火并，也是常有的事情。
同时火并结束之后，还要把证据收集起来，就地发起公审，刑部和地方县令、县尉是要配合的。
只是而战结束之后，新的内阁将很多事情制度化，带来的便是“御史台”、教育部在一线战斗上的集体衰退。
制度化的好处是看得见的，但是对如今的中央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而言，他们心目中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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